高静谦老师：浅谈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道教是在中国固有文化孕育下土生土长的具有浓郁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宗教。“道教是古代巫术、方术依托道家在汉代形成的，以追求长生不死成为神仙为主要目标的人为的世俗宗教。” 道教在创立它的思想信仰体系时是“上标老子、次述神仙。”就是说它把道家创始人老子奉为自己的开教祖师，王阜撰《老子圣母碑》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道教把老子的《道德经》尊为开教的圣典。道教信仰的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不必等死后灵魂超度。道教理论主要讲人与人、人与众物、人与诸神的关系,形成自然宇宙论和神学创世论。劝善成仙精神定了道教论理的主调。自然无为是道教伦理的核心准则,如《抱朴子内篇》说:“无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也。”尚中是道门中人的伦理方法论。

    道教不是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逐步积累、多渠道汇合而成的，它正式产生于东汉后期，然而孕育过程很长，上限极难具体确定。近两千年来，它随着我国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更新和演变，积累成丰富的道教文化，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哲学、政治、伦理、文学、艺术、道德、医药学、养生学、古化学、长生术、冶炼学、天文历算、建筑、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和久远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道教累积大量经籍和文献资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以后虽渐趋衰微，但这种信仰长期已为民间习惯的宗教观念，所以至今仍有相当多的教徒并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道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是局部的一时的现象，它与其他文化领域有着长期的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一、道教的思想来源于古代文化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思想来源上。其思想来源表现在它对中华传统文化如古代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荆楚文化的道家哲学 、儒家伦理纲常、墨家思想、黄老思想、佛教等的吸纳。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古代的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变化和人的生老病死等现象不能理解，认为有一种超自然力在起支配作用，因而产生了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的崇拜，视之为神灵，对他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

    从殷代开始，人们尚鬼重巫，往往以卜筮决疑难、断吉凶，凡是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之类事情，都由以宗教为职业的巫祝提供服务。遇到疾病，便以为是恶鬼缠身，须用巫术加以解除，由此而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春秋以来，巫风依旧，荆楚地区甚至出现了“家为巫史”的情况。汉初高祖、武帝皆重祠敬祭，礼拜神君。道教的兴起正是对这种神道巫风的直接承袭，尤其是符簶派的符咒、斋醮、科仪，多取自古代直至汉末的鬼神祭祀活动与巫术。

    早在道教创立以前，神仙思想就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和存在了。我国较早的典籍《山海经》中有许多“不死国”、 “不死药”、 “不死民”的记载。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战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期，神仙传说就、很流行。当时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方士。'为方仙道'，说东海中有三座仙山，即蓬莱、方丈、瀛洲，在渤海中，上有仙人居住，也有不死之药，人若能登上仙山，取得不死之药，就可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并说当时世主(即国君)莫不甘心焉”。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崇尚迷恋神仙之事的皇帝是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为了找不死之药，曾派徐福领童男初求仙人，结果徐福找不到仙人，得不到不死之药，害怕回来被杀头，就带领这群男女逃到了东海中的澶洲，即现在的日本”。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帝王都有迷恋神仙之事，特别是北朝以来，皇帝素信道教，“每帝即位，必为符录，以为故事”。 这些神仙学说与求仙活动成为道教尤其是丹鼎派道教的直接来源。

(二)荆楚文化的道家哲学 

    荆楚文化的道教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其次是《列子》、《文子》等书。先秦与秦汉道家是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从东汉后期起，《老子》渐被神学化，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民间巫术与神仙方术开始依托于《老子》的学说。唐代尊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老、庄、列、文皆为道教尊神。道家一般不讲内外丹和符录科教，甚至反对巫术和鬼神。但以老子为开端的道家，视道为超越形器的宇宙最高法则;道教讲一步突出了道的超越性、绝对性和神秘性，使道变成具有无限威力的至上神的抽象形态。道家宣扬清净无为、静观、玄览、含德、抱一、坐忘、虚心，追求内心的安宁;道教发挥这种离俗超脱的精神，形成出世的心性炼养理论。至于《老子》书中“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庄子》书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御飞龙而游四海之外”的神仙家言，更是道教可以直接吸收的思想资料。道教原本是世俗迷信的杂合，由于它能利用、改造道家理论，形成一套独特而又系统的神学，才使自己一跃而成为与儒、佛鼎足而立的大型宗教，所以道教始终抓住道家不放，两者长期纠缠难分。 

(三)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 

    这种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所谓“三纲”，《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唐孔颖达《礼记·乐记》疏引《礼纬·含义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二者合起来统称“纲常”。南宋朱熹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又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儒家把这种伦理纲常思想看作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道德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谁也不能违反。这种伦理纲常思想，也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在道书中，虽然很少提到“三纲五常”的名称，但却大肆宣扬这种伦理道德思想。道教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和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所发生的实际效用比儒家更大。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天师教诫科经》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道教的许多戒律，都有不少类似的规定。特别是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里，还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这在当时的儒家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甚为深远。《太平经》还将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与它的“承负说”联系起来。它认为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如果“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 。又说:“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由此可见，道教不仅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过来，而且把它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 

(四)墨家思想 

    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还流长” 。墨子提倡尊天明鬼，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这方面无须多加说明。此外，墨子还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这些思想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王明先生对此作过专文的论述。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第三节的第八个问题《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和《道教文化新论》中，也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还有，道教的有些神仙方技和变化方术，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记有《墨子丹法》，《遐览》篇记有变化之术的《墨子五行记》，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葛洪还把墨子列入《神仙传》，说他外治经典，内修道术，精思道法，想像神仙，后得神人授书，“乃得地仙”。可见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是不小的，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墨家学说在秦汉以后就中绝了，失传了。实际上，它并未中绝，也并未完全失传。到那里去了呢?被道教吸收进去了，它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尊天、明鬼之类的宗教内容，在被道教所吸收以后，仍在社会上流传。

(五)黄老思想

    西汉初期，统治者以黄老清净之术统治天下，黄老学说大兴。黄老思想包含很多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上治黄老之学者，本来就有许多神仙方士，他们以神仙长生不老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这些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而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至东汉，进一步将黄老神秘化，又有着重尊崇皇帝，转而推崇神化后的老子，逐步形成了崇奉老子为神明黄老道，并与方仙道逐步合流，成为道教产生的基础。

以上事实，说明了道教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它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马端临称它是"杂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留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

二、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它诞生以后，成为近两千年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产生着巨大而复杂的社会作用。道教这条溢满东方传统文化的泱泱大河，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润物无声，绵亘流淌，历1800多年风风雨雨。它与儒教、佛教鼎足而立，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思想文化方面 

1、丰富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

    唐代著名道教学者司马承祯和唐末宋初道学家陈抟的理论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承祯撰有著作十余种，《作忘论》等篇融合儒释思想，提出守静去欲理论。他运用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之观、禅定学说，来阐述道教的思想，其中心就是守静去欲，物我皆忘。陈抟著作十余种，现存《〈正易心法〉注》和《易龙图序》。他吸收了我过古代数学成就，参照我国农历四季变化规律，将后天八卦与“生数”、“成数”、“五方”、“五行”理想起来，运用天地、阴阳、奇偶等数学形式，以“九官”配以“五方”、“十二支”、“四季”、“八卦”等说明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并据此提出了宇宙生成论，这一理论成为理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直接来源于陈抟的《五极图》。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收集整理和研读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诉，为《参同契》作注，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他把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家哲理相结合，从而构建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儒道释三家互相渗透的结晶。

2、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贡献。

    道教为追求长生不死，即生成仙，从一开始起便十分重视修炼方术。虽然它追求的目标不过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修炼方术，客观上却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有关领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例如丹顶派的道士们，为炼制出长生不老的仙药，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对各种炼丹术进行了认真探讨，炼丹术的发展，为近代实验化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如《抱朴子·内篇·金丹》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银水，积变又还成丹砂”。 同时，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为中国古代医学和养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是其杰出代表，葛洪著述除《抱扑子内外篇》116篇外，还有《医匮药方》100卷，《肘后药急方》4卷，在医学方面，他坚持预防医学思想，对症状学和治疗学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他还撰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和《叙录》，共载药物730种，还撰有《药总决》五卷，《养性延命录》，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医药和养生资料。孙思邈，将道教方术与中医药学结合，在导引、服气、金丹、服饵、按摩、饮食起居等方面对养生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整理研究《伤寒论》，正确阐发了许多营养缺乏病的防治问题，他特别重视妇科和儿科，主张独立设科，尊定了妇科、儿科发展的初步基础。他对甲状腺肿大和脚气病等具有精到的见解，总结了许多医疗技术。他在药物的采集和应用方面，更有突出的成绩，被后世称为“药王”。总之，道教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的独特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科技方面的宝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二)社会生活方面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方面是上层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因而长期以来，道教均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参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位出谋划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道教徒虽“身在山林而心存巍阙”，甚至还有“山中宰相”之称，有的以“终南”为仕途之捷径，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出入宫廷，辅佐王政，道教遂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利用道教经典中的某些思想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

1、为上层统治集团提供精神支柱，是封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思想工具之一。

    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于各地建玄元皇帝庙，以先祖陪祀，妃嫔公主多信道教受金仙玉真诸封号。一方面借道教神威巩固皇权，另一方面借以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以及一大批重臣名士，都是想长生不死，误食道教丹药中毒而死的。但百死不悔，悲剧照样继续演下去。宋真宗设道教尊神赵玄朗，作为赵宋的始祖，给皇室涂上神圣色彩。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奉道极虔。明代诸帝以嘉靖对道教信仰最厉害，他长年潜居深宫，日事斋醮、炼丹和服食，道教成了嘉靖皇帝的主要精神慰藉。所以说道教为上层统治集团提供精神支柱。

    魏晋之后，道教经过整合，向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中之一是向士族上层发展，以博得统治阶级甚至帝王的欢心。自此之后的封建时代里，道教多次被帝王列为三教之首，一直与儒释一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它的基本任务是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服务。为此道教特别重视宗教对道德的影响和作用，力图把善男信女的行为纳入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之中。《太平经》就直率地宣传要用道德来教化民众，防止小人无道自轻，犯上作乱，从而达到长安国家，令帝王乐也的目的。五代道士谭峭则把道德与仁义礼智联系起来，他说:“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教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谓圣。”可见，唐代以来，儒道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道教道德更多地向传统儒家理论靠近。南宋以后的净明忠孝道的中心主张就是提倡三纲五常，以忠孝为本，如此即可得道成仙。这与宋代理学如出一辙，本质上是儒学理论道德观的宗教化，道教神化统治者，提倡用封建理论道德来减轻农民的精神痛苦，以缓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观念，对维护封建统治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扶持和利用，成为封建帝王加强统治的思想工具之一。 

2、是广大农民打击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 

    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不聊生，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但是，黄巾起义以前，农民阶级的力量被封建庄园分割支解，农民的斗争始终处于不利状态。要在全国范围和更高水平上打击豪强地主和封建王朝，必须进行长期巨大的宣传工作，有一个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观念的社会政治纲领。在黄老是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弥漫朝野上下的环境下，“太平道”出现了。它是由侍奉“中黄太一”神的张角与东汉灵帝时所创。《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人。太平道创立后，立即利用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条件，在下层群众中传教，并作造反宣传，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了规模浩大的黄巾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晋代，天师道在江南地区也得到了逐步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杜子恭一派。它在江南上层氏族中有不少信徒，到其弟子孙泰时，不仅在上层中流传，而且在下层群众中也有广大信徒，并不时发动反对晋王朝统治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就是孙恩卢循起义。虽然这次起义被晋王朝镇压下去了，但是影响是深远的。所以说道教是广大农民打击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

3、道教也常成为社会改良思潮的旗帜，或者成为洁身自好者的归宿。

    东汉《太平经》主张革除社会弊病，缓和社会矛盾，是当时批判思潮的一部分。晋代葛洪抛弃富贵，潜心修道，对于浊政恶习多有抨击。五代宋初道士陈抟弃官隐居，劝周世宗以致治为念，废弃黄白之事。丘处机劝成吉思汗不嗜杀人，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历代不慕富贵而致力于劝善化俗的道士是很多的。

三、道教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

    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它进入中期以后，对许多文化领域的辐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如果说道教的形成表现出较强的吸附性，那么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则表现出较强的辐射性。道教文化的涵盖面极宽，可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整个文化都染上了一层道教色彩，道教文化的印痕随处可见。

(一)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有不解之缘。

    道教的崇尚自然、清净无为的宗教哲学、神仙信仰以及方术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1、对文人人格的塑造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老子、庄子的批判精神被一些人所继承，李白就公然宣称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当然，更多的是乐天安命，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是对污浊官场的反抗，但更重要的促成因素，还是他所取向的老庄哲学，《归去来兮辞》集中表现了这种思想感情。2、神仙信仰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从晋朝王璞的《游仙诗》为标志，游仙、升天一类在古代诗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因而唐朝诗歌中有神仙诗一门。唐宋词的一些词牌也由此得名，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指出:“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叙道情，《河渎年神》则咏祠庙”。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神仙道话剧，如《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分别写高道与神仙的故事，后人对元杂剧的分类中特别分出了神仙道化这一类。3、神仙信仰又对艺术想象有促进作用，对文学提供了素材和典故。《西游记》《封神榜》的故事都与道教神仙有关，而诗词中运用神仙典故更是不胜枚举，杜甫《秋兴八首》中的“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涵关”就是一例。道教对古代文学的影响，道教经籍中的文学作品及价值，值得引起关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的重视的。

(二)道教对中国古代民间习俗的影响。

    道教对于中国古代民俗的影响尤为广泛、深刻，有些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例如，对城隍、土地、灶君之崇拜和祭祀，几乎便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乃至各家各户。这种信仰就其源头说也许是出自原始宗教的地神崇拜，但后来都成为道教低层神灵，中国的老百姓，不管信仰道教与否，对这些神灵大都很恭敬，祭拜也颇殷勤。在一些较偏远的地区，至今有些家庭的灶台上还贴着诸如"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每逢年末岁首，道教对于民俗的影响表现得更明显。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传统节日，在这传统节日里，从喜庆娱乐到饮食、祭祀，集中体现了中国民间风俗和传统文化的特点，节日到来之前，很多人就会贴门神、灶马，画桃符、钟馗迎赵公元帅，十分热闹。此种习俗，自宋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有些甚至延续至今。其中门神、灶马、桃符等，均出自道教。

(三) 道教保留至今的图画、雕塑、建筑、音乐又对传统艺术有很大影响。

1、从有著录的绘画来看早在三国时就有以道教为题材的画，是杨修画的《严君平卖卜图》。最有名的大约是唐朝画家吴道之的《八十七神仙图卷》，流传至今，经徐悲鸿、张大千鉴定为真迹，认为是国宝。还有壁画，其代表作为泰山岱庙的《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和山西永乐宫的多幅壁画。

2、道教的雕塑也有较高艺术水平。福建泉州清源山的老子雕像，四川大足县的道教石窟造像，都是美术雕塑的魁宝。

3、道教宫观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五岳的道教宫观，尤其是武当山的宫观建筑群，都是国家保护的文物，也为大家熟知. 

4、现存道教斋礁仪式中的音乐，则是一种“活化石”，与我国的传统戏曲有着血肉联系。现在各地道士唱诵的道曲，都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戏曲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而宗教音乐师徒相传，变化较少，得以保了地方戏曲的早期特点。至今江浙一带道士用昆曲，粤港一带道士用粤剧，四川城山道士用川剧高腔，成为民族传统音乐的一朵奇葩。

(四)道教与环境保护。

    道教中已含有环境保护意识的萌芽。道教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当服从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老子》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与自然都属万物，都是从“道”这个本体上演化出来的因而关系应该是“和”的。环保科学认为，环境既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又反作用于人类，也影响其身体和精神。道教经籍对此也有所论及。《抱朴子·仙药》“提到的各类仙药，灵芝产于山，真(珍)珠产于海，胡麻产于地，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并提到良好的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道教还有意无意地涉及了对环境的保护。道教应积的善行和应守的戒律中，不少有益于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如道士应行的“十善”中，有一条就是“放生养物，种诸果林”。

(五)道教对道德伦理的影响也很突出。

    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包括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各种劝善书，在社会上流传很广，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也对它赞不绝口，为之作注者难计其数，其影响不可低估。

(六)道教对中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影响深远。

    首先，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历史上许多道教徒为了得道求仙，自觉抛弃人世间的一切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甘于恰淡朴素的生活，安贫乐道，刻苦磨练，主动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练。这种传统，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形式，长期传播于社会，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其次，道教是以长生成仙为最终目的，因此它竭力倡导重生、贵生、热爱现实的人生。《抱朴子内篇》卷十八《黄白》篇引《老子》西升经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鼓励人们积极征服自然，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思想经过道教的长期宣传，深入人心，不能不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再次，道教还奉行《道德经》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主张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文化心理的发扬，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能够经久不衰，而且愈来愈繁荣昌盛。

    从以上可以看出，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文化的根源是道教，则道教文化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教作为一种富于理想而又积极投入生活的宗教，根植于中华传统，深入于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生活习惯中。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不同于于佛教、基督教，是从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传统发展而来的，而老子的思想则是中国最古老最成熟的思想之一。在道教建立过程中，又吸收儒学、墨学、农学、阴阳学和各种方术;在发展过程中，儒学、医学、佛学又与之互相融合。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道教文化对中国政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各方面影响深刻。